很久沒有過這麼充實的禮拜六了。
從前一天晚上就開始期待著今天，雖然聽講座及看戲總是帶著踩雷的可能；淑雯雖可說是華文圈中我最喜歡的作家，但有時執筆跟開口畢竟是兩件事，且上一次聽她與紀大偉的對談是在兩年前，不知道我在變化了這麼多後的今天，會不會對內容滿意；飛頁書文藝季的讀劇更是從未接觸過，也沒聽過他人的評價，純粹是因為價格還可以以及劇名、內容看似有趣，而決定賭一把的。
已經兩年沒有踏進慕哲，上一次來是跟楊還有周來聽朱家安等人講哲學推廣，印象中講座本身也像是個推廣，並沒有涉及太多思辨的東西。與ㄅ走進慕哲，現在店內前半的空間是類似書店的佈置，左右兩旁靠牆處分別放置高與矮的書櫃，裏頭擺放社會人文、台灣相關的書籍與刊物，剛進門時因為時間而並未久留，聽完講座離開前稍微瀏覽了一下架上的書，覺得十分親切。
慕哲辦沙龍、講座都是在地下室，與上次的印象相比，這次空間感覺較為寬敞，容納的人數較多；而座位的方向也與上次相反，聽眾不再是面向有吧台的講者休息區，而是面對除了講者的座椅之外無其他雜物擺設的另一端，使空間給人的感受比之前乾淨許多。淑雯的外表比兩年前在台大出版中心對談時更有氣色，讓我難以與寫出《太陽的血是黑的》、《哀艷是童年》的作者產生連結；淺色襯衫、牛仔褲、包鞋配上平順的長髮及臉上的淡妝，這種都會女性的氣質反倒讓我覺得說是另外一位女作家還比較相似（至於是誰，請自行想像吧）；《太陽》以及《哀艷》之重，使我想像淑雯是氣場更加深沉的女子，而雖然兩年前早見過淑雯，那次的印象卻並未在心中留下任何痕跡，因此這次對淑雯的預想是全然新建的。至於為什麼初見那時沒留下什麼感受，後來才想起，是因為當時我還沒讀過她的任何一本書。
這次的講座名稱是「恐懼是不懂抱歉的」。剛開始時其實內心有點緊張──也許是她此時尚未進入講者的狀態，話與話之間的停頓較長，使節奏有些緩慢。還好，隨著話題逐漸進入《呼吸鞦韆》（德語：Atemschaukel）這本小說，她的口條也流暢許多，各個由書中引用的段落更是將對「恐懼」的描述及含意推向更深的地方。其中印象較深刻的例子，是她舉了書中的主角與其他被帶至勞役營的奴役，在火車要進入蘇聯邊境時，被喝令下車尿尿。一群沒有反抗餘地的人們，便在機關槍口與官兵訕笑的眼神之下，集體脫下身上的褲子，就地蹲下排泄。在冰冷的雪地中，他們都面向著軌道與火車廂門，眼睛死死地盯著──深怕它開走，使他們來不及趕上這輛通往奴役的列車。他們恐懼，恐懼於「無法通往奴役」，因為若搭不上這班車，他們也只能在雪地中活活餓死、冷死。
這是敏銳的文學家才能捕捉到的東西，淑雯說。其他的例子，除了同樣使「恐懼」在人身上的作用能夠浮現，也包含了一位細膩的文學創作者在敘事時所選用的精銳技巧。例如描述書中主角因為在營外的市集吃得太飽，而在返營的路上不得已將胃中的食物吐出來時，他看著黏有自己嘔吐物的這個樹，想著，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沒有了。然而即使因吃到過撐而嘔吐，在走進勞役營時，他腦中想的依然是：說不定現在食堂還有剩下的食物。無論是因不想要殘酷的奴役命運，但除此之外只會立即死亡所以衍生的恐懼與屈從；還是身體已經無法承受，心中卻仍依循生存本能運作的矛盾與衝突，皆揭示了：因為恐懼，人是可能同時存有看似兩極的對立狀態的。這種呈現除了讓「恐懼」得以在書中具體現形，作者的描繪筆法更是將原來一團濃稠而無形貌的情緒，轉為具有強而有力的骨幹及細緻輪廓的表情。這不單是有敏銳的洞察力就能做到的，還包含了身為作家的文字專業，才能讓一件具相當質量的內容被清晰且精準地表現。
雖然沒有實際看過，但就淑雯所說的內容看來，「飢餓」是《呼吸鞦韆》一書中描繪的主題，而淑雯也說，「雖然這樣說很殘忍，這本書有很精彩的對飢餓的描述。」因為這學期在修身體社會學，聽著淑雯引述書中對人們的飢餓描寫時，常會想到這種讓身體成為主角，而非被心智掩蓋的表現方式，也算是逼人們正視了身體並非心智的附庸，而是活生生的主體的事實；甚至，身體的飢餓可以影響讓心理產生恐懼，勞役營中的監控者更是透過管理奴役的身體來使他們的心智屈從。
然而，透過身體的飢餓使奴役們產生恐懼，並非講座中對於「恐懼」討論的核心。在進入《呼吸鞦韆》之前，淑雯舉了作家陳列的例子；陳列當年被捕時，正在廟裡讀書，突然有幾個人進來說他戶口沒報，要他補報戶口，但當時是晚上，他便回說明天再去報，幾個人便這樣將他帶走了。直到被捕之後的第二天，陳列都不知道自己為何被捕，在身心已然疲弱的狀況下，才從問話當中了解到自己被認為有密謀叛亂的嫌疑。「就是讓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抓、讓你覺得恐懼、疲憊，利用它來控制你。」透過因為未知而產生的恐懼來進行監控已不只是個案，在各種集權的機構中，這都是一種省力而有效的控制手法，且恐懼是會不斷增生延續的，並不會隨著監控結束就消失無蹤；透過恐懼來監控，因被監控而產生恐懼，令它如影隨形。
《呼吸鞦韆》書中主角的原形是德裔詩人Oskar Pastior，他在1949年從勞役營回到出生地羅馬尼亞，之後四年皆持續遭到監控；檔案開放後資料顯示，在1961年，他當了國安局的線民，直到1968年。檔案開放時詩人已經過世，不能再為自己回答任何問題，而對於這項事實就連《呼吸鞦韆》的作者Herta Müller也非常驚訝。但還有個沒說的故事是，詩人很有可能是位同性戀者；在當時的社會中，這項事實一旦被發現，至少就是五年的刑期。有沒有可能這是一種交換呢？沒有人可以回答；唯一能夠知道的是：書中的主角曾說，他覺得就連石頭都在監視他；他不能被任何人甚至東西發現自己是個同性戀，石頭不行，天花板上的雕花也不行。無時無刻提防監控的恐懼，是不是唯有成為一名監控者才能解除呢？但成為一名監控者，難道不會在重複過去使自己痛苦的行為當中，衍生出另外一種恐懼嗎？已經沒有人可以回答。
在最後的問答時間中有一名聽眾提了一個問題，意思大致是說在轉型正義的過程裡，要如何避免檔案開放可能在社會上造成的傷害。淑雯直截了當地說，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討論還在更低的層次，究竟是要因為知道真相而痛苦的社會，還是不知道真相而能夠過得很快樂的社會，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現階段是討論還沒到達那個層次，絕大部分的人還認為這是個沒必要處理的問題，而在這個限制之下是還沒有辦法進到「檔案如何公開」的討論的。恐懼就是這麼輕而易舉地主宰我們：未知令人恐懼，真相同樣令人恐懼。在不同形式的操弄之下，恐懼成為工具，使人們淹沒於睜大眼卻仍無法辨識的寂靜死黑或者瞇起眼仍能清楚窺見的殘酷景象。
恐懼是不懂抱歉的，那因而傷害彼此的人們，懂得抱歉嗎？
講座訊息：
2016張佛泉人權講座：人權與文學（免費參加）
http://www.hrp.scu.edu.tw/activity/entry.jsp?id=1478137143378-0caef859-9586-4c9c-b703-f60483686ece
留言列表
